〔第三十九章〕

(狗狗中文小说)

        自从和李云龙吵翻后,马天生加强了和北京的联络。其实,以他的地位,要想直接和中央“文革”小组联络,资格还差点儿。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需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,哪里会把一个普通军职干部放在眼里?马天生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,他的热线那头是军队政治部门新崛起的一位首长,这是他的老上级了,多年来对马天生一直有着提拔重用之恩。这位首长当时和中央“文革”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其地位正如日中天。

        马天生把本市的运动进展情况向老首长作了汇报,特别是李云龙的问题。他认为,本市“文革”运动的最大障碍是李云龙,此人仗着资格老,有些战功,对中央“文革”小组的战略部署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,这种人在党内军内还有一定的市场,代表了相当一批高级干部,他们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一直抱有抵触情绪。

        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,似乎很感兴趣,沉吟了半晌才说:“我听说过李云龙这个人,记得抗战时他好像是隶属129师的,你手里有他的资料吗?他是谁的人?哪个山头的?告诉你,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,胜负还未见分晓。这一点,你要特别注意,党内虽说喊了几十年反对山头主义,但山头确实存在,这是事实。几十年的武装斗争,能没山头吗?从1927年至1929年,党在不同地区的武装起义就搞了上百起。红军时期的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和红26军,抗战时的115、120、129三个师和新四军,山西决死队,广东的东江纵队,海南岛的琼崖纵队,解放战争时的四大野战军,哪个不是山头?你查一下,李云龙是属于哪个山头的,这一点很重要,党内斗争历来如此,人事关系、组织关系盘根错节,不把情况摸清楚,弄不好会把自己搞进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老首长的丰富斗争经验使马天生佩服得五体投地,那种审时度势、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经验,没有几十年的磨炼是拿不下来的,马天生感到自己差远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李云龙的简历是明摆在那里的,马天生经过仔细研究,发现李云龙的情况比较特殊,他哪个山头也算不上,又和哪个山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长征之前他属四方面军,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,张国焘同中央红军反目率四方面军掉头二过草地,恰巧李云龙那个团没接到命令,原因是传令兵在传令途中不小心陷进沼泽淹死了。李云龙一觉醒来发现四方面军都走了,他还纳闷了半天。他哪里知道党内高层中的斗争,他想得很简单,到哪儿不是干红军?跟谁干都一样。恰巧他的团队驻地离林彪的一军团很近,李云龙便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编入一军团,对于这白捡的一个主力团,林彪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因此,这次党内斗争使李云龙鬼使神差地成了林彪的部下。长征到陕北后,1938年张国焘脱离共产党,来自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挨了不同程度的整,唯独李云龙没事,他属于大红大紫的一军团,谁敢打他的主意?

        抗战初期,八路军的三个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花名册上只有三万多人,粮饷枪弹只按三万多人发,而八路军实际上人数已达八万人。于是成立了若干个独立团,李云龙的独立团也成了国民政府不承认的“黑户”。先是划归到129师刘伯承麾下,后又归了386旅的陈赓。最后干脆在晋西北打出块地盘来,成了单干户。解放战争开始,李云龙团是刘邓的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团,参加了中原突围,千里跃进大别山。淮海战役前,李云龙部配合华野打援,完成任务后却不许归建,粟裕将军和刘伯承不知做了笔什么交易,李云龙部又稀里糊涂地编入华野十一纵队。1949年初,全军重新整编,李云龙部又隶属于三野A兵团。如此算来,李云龙归哪个山头呢?林彪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、粟裕、陈赓这些元帅、大将都当过他的上司,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第一野战军也和他有点儿渊源,因为他抗战时老部队129师386旅的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役,后来成了一野的一个主力师,这个师的一个主力团的前身是李云龙独立团的一营。这样一来,李云龙和四大野战军都能扯上点儿关系。

        政治斗争的经验告诉马天生,想扳倒一个元帅或一个大将并不难,因为他们的地位太高了,离政治旋涡太近了,一有风吹草动便注定在劫难逃。而李云龙这类的将军则不同,由于他复杂的经历,使他在军内的关系盘根错节,他不同时期的老战友构成了这支军队的中坚力量,这些将军不是当野战军的军长就是省军区司令,官职虽然不算很大,但都是手握兵权的实力人物,他们离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较远,想扳倒这样的将领,政治借口是不太好找的,也容易引起军队的不稳定。

        马天生认为,他和李云龙的矛盾不是出于个人恩怨,主要是两人之间的政治观点南辕北辙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指挥的,其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,使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,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,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,除此之外,别的都是小事。可李云龙的表现引起了马天生的政治警觉,他凭直觉感到,李云龙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这个群众运动抱有很深的成见和反感,从观点到行动都似乎故意和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对着干。这个人别看文化程度不高,但城府极深,喜欢干实事而不喜欢多说。马天生想,他都干了些什么实事呢?从他性格上分析,他可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,城市打成这样,他会视若无睹?杜长海死得很蹊跷,马天生可不是傻子,他才不相信那个神秘的杀手是来自“井冈山兵团”。活干得干净利索,极其专业。马天生自然而然地想到那支神秘莫测的特种分队,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杜长海之死和这支特种分队有关,这就有文章可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热线那头的首长听了马天生的汇报后一反常态地没吱声,似乎在考虑什么,过了好一会儿,首长才说:“看来调查一下是有好处的,知彼知己嘛。这个李云龙说起来哪个山头也不是,又和哪个山头都有联系,这不是个能轻易搬动的人,不冲别的,就是曾在一军团干过这一条,他头上就有了保护伞,林总的老部下,谁碰得?除非你能拿出过硬的材料证明他对抗‘文革’运动。你要密切注意,以这个人的性格,他迟早要作出点儿事来的。‘树欲静而风不止’嘛,你应该知道,谁想对抗‘文革’运动,不管他的资格多老,功劳多大,都不会有好下场的。”马天生默默地挂上电话,心想,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。

        1967年2月,中央军委的几位副主席、元帅和政治局的几个资深的领导人,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,表示对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的不满,在怀仁堂大闹了一场,惹下弥天大祸,被称为“二月逆流”。此事触怒了毛泽东,他把几个政治局委员召到书房,面色阴沉,语调严厉地说:“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,到底还是有人跳出来,公开地反对‘文化大革命’了……”毛泽东又情绪激动地说,“要闹个什么结果?把张春桥、姚文元拿去枪毙,把江青绞死,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!把北京留给他们?”处于权力顶峰的毛泽东动了雷霆之怒,任你是身经百战的元帅、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都噤若寒蝉,旋即消失在政治舞台上。在广袤的国土上,政治风暴又起,反击“二月逆流”、反击带枪的刘邓路线。这些口号成了此时中国的主旋律。全国到处在冲击军队,八大军区全部遭到冲击,全国军分区以上的单位80%受到冲击,70%的各级军队负责人被揪斗,造成军事通信中断,指挥失控,北京的三大总部及各军、兵种总部几乎全部瘫痪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段时间,李云龙连续接到在北京的各总部工作的老战友打来的电话,他们都劝李云龙要作好准备应付更大的麻烦。至于为什么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,谁也说不清,都说总的感觉是好像国民党又打回来了,反正是资格越老、功劳越大的干部越要倒霉。老伙计们出于好意,都对李云龙说:“你小子脾气太坏,硬顶是要吃亏的,有些事能应付则应付,实在应付不了就干脆找个地方躲躲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李云龙说:“屁话,躲还不容易?哪个老战友家的白菜窖里都能给我挤出块地方,可老子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,凭什么要像耗子一样躲起来?那不成逃兵啦?我的部队咋办?亏你们想得出来,老子行不更名,坐不改姓,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。”

        说归说,骂归骂,李云龙也看出来了,形势越来越紧张了。本市的几派造反组织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了,据郑秘书汇报,街上的大字报,有80%全是冲他来的,封他的头衔不少。“大军阀”“隐藏在军内的野心家”“刘邓路线在我市的代理人”“绞死李云龙”“油炸李云龙”,还有“打倒大叛徒李云龙”,弄得李云龙哭笑不得,他娘的,老子从来就没被俘过,到哪儿去叛变?

        事情一旦闹得太邪乎了,就要有人出来收场了。李云龙终于收到中央军委发来的书面通知,这份通知共有八条内容,简称“军委八条”。李云龙兴奋地对郑秘书说:“这下可好了,军委有了明确的指示,你看: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,坚决采取专政措施,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……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,要追究……今后一律不许冲击。小郑,你看,这上面毛主席的批示:确定八条,很好,照发。这下好了,有了主席的尚方宝剑,谁再闹事,就按‘军委八条’办。”

        郑秘书扶扶眼镜,疑惑地说:“1号,这八条的要领太模糊,比如: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,要追究。谁是反革命?怎么判断?咱们有评判权吗?说老实话,真的反革命分子藏都来不及藏呢,还有胆子去冲击军事机关?反过来说,那不是反革命是否就可以冲击军事机关?还有,‘要追究’是什么意思?先不制止,任他冲击?冲完后再调查,要是反革命就追究?怎么追究?是武力追究呢,还是口头声讨一下?还有,‘今后一律不许冲击’,这话说了等于没说,谁不知道军事机关是不许冲击的?关键是有人硬要冲击该怎么办?可以开枪自卫吗?可出动部队反击吗?没人告诉你。1号,恕我直言,咱们要真照着这八条去执行,闹不好就落进不知谁设下的圈套里,请您三思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内容未完,下一页继续阅读

章节目录

都市推荐阅读: